一头花白整洁的短发，胡茬被剃得利落干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你很难将如今的沈巍与3年前爆红的“流浪大师”所对应。

2018年年底，沈巍因一则短视频与“流浪大师”的绰号走红网络。在网友“大烘焙师”拍摄的视频中，他留着杂乱长发和久未修理的胡须，穿深棕色布满污泥的尼龙外套，头发虬结衣衫褴褛，是街头最常见的流浪汉模样。

但与大多流浪汉不同，当沈巍聊起《左传》《论语》时，常常引经据典，博学程度令围观者诧异。人们看多了衣着光鲜满口大道理的名人，却很少见到满腹经纶的流浪汉。

这则短视频在网络上不断发酵，沈巍的故事甚至登上了央视，被白岩松评为，“有钱难买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如何生存的权利。

媒体争相报道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女粉丝手持纸板声称要嫁给他。随着不断曝光，沈巍的过去，更完整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1967年，他出生在一个上海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喜爱读书，家庭关系不甚亲密，因高考失利，遵循父亲的意愿进入徐汇区审计局工作。26岁那年，因为被同事无意撞见他翻垃圾桶的过程，自此成了同事与家人眼中的“精神病人”，被强行诱骗至精神病院。他失去工作，与家人的关系逐渐恶化，不得不走上街头，过了26年流浪生活，直到2019年才结束流浪。

如同所有在网络上“昙花一现”的素人故事那样，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被突然扰乱，他的性格、经历与行为被无限放大，公众陷入短暂的舆论狂欢，当事人却很快被遗忘。3年来，沈巍渐渐淡出网络，直至近期“百万直播收入被借光”的传闻，他又重新被人记起。

“十点人物志”联系到了沈巍，回顾自己被追捧与被扭曲的这3年，他称，走红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让他的人生有了另一种被展示的可能。或许会在未来成为研究网络环境如何影响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样本。

以下是沈巍的自述。

我的命运没有被改变

“我好像比那些真正的边缘人，

更感觉到被边缘”

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被采访的价值，因为我一个小人物没有意义。我人生的前几十年，几乎就是蹉跎与不堪回首。走红后这3年，给我的感觉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发觉我跟边缘人没有区别。而且我好像比那些真正的边缘人，更感觉到被边缘。

网络让我有了所谓的改变。但是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标准而言，好像没什么（变化）。

近30年前，我在单位翻垃圾桶，翻出用过了的打印纸，不舍得浪费，会重复使用这些纸张。同事看到我翻垃圾桶，认为我有精神病，被单位以病休的名义劝回家了，在我看来是节俭的举动，反倒让我这些年被边缘化，

从头到尾，没有人跟我沟通，也没有人问过我“你干嘛扒垃圾桶呢”，他们看到一个人在捡东西，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不正常。

现在我依然很边缘，如果有人问我，“沈巍你在哪里上班？”我只能回答，“我现在不上班。”没有任何人认为自己可以在网络上上班。至少我的家人不会。

我的家人都讲究社会状态，对儿女也罢，对家庭也罢，他们的生活围绕着社会现有的价值体系。他们讲的是子女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就算和网络相关，也必须是在网络公司上班，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打开短视频平台，坐在那里说几句话。

网络不太会影响到他们（家人）的评价体系。关于我的现状，他们的结论是“我儿子现在还是不能回审计局上班”，没什么变化。

当年是我父母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三个多月，你能说他们抱有恶意吗？当然不是，但他们会认为，只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我被医生治好了，就可以尽快恢复社会状态。

我从原单位“病休”到现在，一个月2000多块钱病假工资。单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在，只是不来找我。但我拿的什么病假工资？感冒？骨折？不，是精神病，我到现在还被认为是精神病，那什么时候我才能是一个正常的人？

2019年我火了，因为这个火，也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我会回到原来的单位和原来的生活，但事实上没有。

现在我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人物，你说大人物，说句实话，我的命运根本没有任何改变。你说小人物，我在网络上随便说一句话，都会被无限放大甚至上纲上线。

网络上，我也是以两面人的形象出现，拿的是精神病人的工资，却在网上传播文化。这或许也证明，网络的确是虚拟的。

结束流浪（2019）后，人总要做点工作，我没法回到原单位，外面随便找份工作对我而言不太现实，网络这个渠道只能说是勉勉强强。我曾经想过做好网络平台，宣传一些文化和节俭的理念，但也有很多争议，不少人会骂我，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

我一度因此不在状态，想要休息段时间，暂时停一停，但没想到由于无意间的言论被当时的平台封号了。后来换了平台，零零碎碎地直播了几次，我很不主动，直播频率也不太稳定。

前段时间，不少网友讨论我直播收入被骗光的话题，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我有权不公布这些。而且好笑的是，每次都会因为钱的问题引发一大串风波：以前很多网友说我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现在他们又说不理解我为什么知道别人借钱不还，还借钱给人家。

我不想再具体回答这个问题，但通过这些事，我确实发现了，有些人的目标就是为了骗你这笔钱的，不过，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说所有借钱的人都是骗子。

这等于是给我上了一课。这种事在别人身上发生过，我亲自尝试一下，才真正懂了。

我从来不是“流浪汉”

“人若是心灵有了诗意，

肉体真是无处不可以安放的。”

我因流浪而火，但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流浪汉，我是为了践行节俭的理念，别人不能容纳我，我又不愿意改变自己，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的自我放逐。

1993年，审计局以“病假”的名义让我回家。那年我印象特别深，费城交响乐团外派到上海演出，在我单位旁边的万人体育馆举行，我原本准备看这场演出，因为“病休”，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

我房间一直放着捡来的书和报纸，原来状态就是那样，家人也能很和谐地相处，但当我被单位看作精神病人后，家人就觉得我房间里里外外全是垃圾，这些东西动不动会被扔掉。

所谓的流浪生活，从这时就开始了。没有宁静的生活节奏，跟流浪差不多。

我开始觉得这个家是不能待的，天一亮我就出门，深更半夜回来睡个觉，如果被外婆看到，她每次都会喋喋不休地数落我。

但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是有点自己精神上的爱好。那个时候我每天看画展、逛实体书店、去邮局买报纸杂志，从淮海路走到福州路，再从福州路走到上海的六家旧书店，每天都要这么逛一圈。

每当有画展，我会悄悄等开幕那天混进去，当天人很多，保安也来不及检查，可以随着人群直接涌进去。剧院盛大演出前，我也会在现场等退票，戏曲类的冷门演出，总能等到很便宜的票价。

当时我的衣服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随身携带一面镜子。书店里的人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我还和很多人都成为了朋友。

这些消费的经济来源，除去病休工资外，也有卖废品所得，我刚开始捡东西可不像现在这么自然，有些遮遮掩掩，后来逐步地心态放开了，会在外面捡一些可乐瓶饮料罐，当天捡当天卖，换来的收入就去买书看展，是这么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那个时候毕竟才20 多岁，每天都这么过，放在今天来看，真是没有想到，人生会过得这么的快。

2002年，因动迁的缘故，我和家人的关系彻底恶化，和他们几乎断了联系。

我曾经在外面租房，但即使租房，我也住不进去，一旦被发现这是个捡垃圾的人，容易被人赶出来，我只想保住那些书和报纸，自己住不住反倒无所谓。

于是我开始在大街流浪，睡桥洞，偶尔吃捡来的东西，倒不是没钱，为饥饿而乞讨的经历我一次都没有过，实事求是地说，2000块钱病假工资，以我这样的低物欲标准，如果不是用来租房，真的完全够了。

捡东西吃，更多是我个人的节俭理念所驱使，流浪过程中，我看到人类糟蹋粮食这么严重，那么大一个白馒头被扔掉了，我骨子里会觉得很不舍。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读书人不是看他懂些什么，而是要去看他如何在生活里实践。

流浪在外，饿肚子其实还好，口渴是更大的难题，吃只是一日三餐，口渴却在不断发生。有时候便利店比较远，我会觉得既然袋子里捡了这么多瓶子，有水有饮料，其实也能喝。真到了干旱的时候，水资源其实很珍贵，所有人都不应该浪费。

至于怎么住，刚开始住外面，我没什么经验，下雨天会担心“下这么大雨我该怎么办”，后来我就知道了，没下雨的时候，多去观察路边建筑，看哪些屋檐比较宽可以躲雨，哪里有烂尾房，下雨天可以避一避。

一个人若是心灵有诗意，身体真是无处不可以安放的。真正逃难的人，只会带一张席子和一床棉被，照样可以睡得香。

睡觉香不香，不在于你有没有一张好床，肉体很累，晚上一睡就睡得香，草地上一躺就能躺下来。

我甚至尝试过在人行道休息，也不是刻意尝试，而是背着很多东西，又重又累，很想睡觉。前面找个睡觉的地方还要走很久，不如我现在就躺下来，睡会儿再说，我有基本的自保意识，能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呢？

那段日子，身体累心不累，所说所做的一切，没有人去扣大帽子，我也跟很多人发过牢骚，说过不少过激的话，没有人上纲上线，别人觉得你是个流浪汉，没必要（上纲上线）。

我厌恶“读书改变命运”

“读书根本不能改变命运。

非但不能改变，还可能让你更悲惨。

你信不信？我信。”

流浪那些年，我依然保持读书的习惯，常常去书店，有些买书的人甚至把我误认为营业员，跟我讲“你这个售货员不简单，比他们（其他营业员）强，问他们什么都不懂。”

以前我每天会整理打扮，慢慢地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但我去书店前还是会很刻意地去注重（穿着）。可能我自认为整理到位了，在别人看来是不够格的。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去浦东新开的一家书店，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读《晏阳初传》，晏阳初是近代很有名的平民教育家，我还想着这个年轻人能看晏阳初的书，很了不起。我正朝书店里走着，没想到营业员要让我出去。

我当时很生气，“为什么叫我出去？”

“你好像不太干净……”

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气愤，大声告诉他，“我的心灵很干净”，又接着说：在书和知识面前，没有干净和脏的概念，只要你追求真理，谁都可以进书店。

我的声音非常响，还引起了围观，有趣的是，没有任何人走过来劝我，也没有人指责店方，让我能有个台阶下。当时我真的很渴望有人能站出来劝我，这样我就可以停止激动的情绪。但没有一个人。

这大概是零几年的事情，我受到的刺激有点大，我就觉得我打扮得干干净净的，但在他们的心里，我怎么还是不干净。

从法律来讲，好像没有哪条法规规定衣衫褴褛的人不能进入公共场所，但事实上，很多地方衣衫褴褛的人都不敢进去，除非你真的有精神病，把他人的目光完全不当一回事。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简单的干净与否，而是有很多更复杂的因素。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去过书店。

但我还是会看书，去废品回收站去看那些回收来的旧书，读的书也更杂了，什么都有。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是我们家最喜欢读书的人，但也是我们家唯一没有文凭的人，这是我的一个悲哀之处。

我喜欢读书，但我对有句话深恶痛绝——“读书改变命运”。

社会本来就是由方方面面的人构成，有人早晨上班，有人夜晚上班，有人在城市，有人在农村。难道所有人都因为“我要用读书改变命运”，过同样的生活吗？其他人怎么办？那些不想改变命运的人，就可以不读书吗？

读书是对心灵的净化。而“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变成了功利性的推手。

当你读了书后，你会发现读书根本不能改变命运，非但不能改变，还可能会让你更悲惨。你信不信？我信。

读书真正的作用，是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古代很多文人读书也是用来寄托，古代文人对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只有一条——能不能做官。事实上，真正能入仕做官的人太少，其他人读书也只能用来精神寄托。

读书还有个好处，它像是一位倾听者。这个倾听者有个很大的优点，它不会打断你。比如你在读《杜甫评传》，内心好像是在跟杜甫交流，“杜甫”一直静静地听。如果突然间你不想读了，“杜甫”也毫无怨言。

如果非要用价值作为读书的评判标准，那么唯一一个让我感觉有点价值的是，读书让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停止思考，它有个功能是让人自我完善。

人们叫我“流浪大师”，我一再说我不是大师，只是懂点皮毛。所谓的大师，是一个符号，这个人爱读书，即使流浪也还在读书，只能这样去理解。

我说的内容书上全有，只不过我可能关注了大多数人忽视的话题，但在若干年前，这是每个人都要懂的，只是一些常识。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哀

“他用以疗伤的手段，却成了绝唱。

你说这就是悲哀吧？对，这就是人生的悲哀。”

读书给我带来的作用，还有这3年来的“冷静”。以前看那些骂我的人，我还会义愤填膺，现在我就淡淡一笑。

我会以调侃的心态看走红经历，我一辈子想做官都没做成，反倒当时（2019年走红期间）可以像做官那样给大家招招手说几句话。

3年多过去，我现在在上海郊区租房，每个月房租1700，早晨起来看看书，杂乱无章地看，比如某本书里提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这本书我不太了解，那么今天就想看看这本。

中午有些网友会让我给他画一幅画，其实我只是小学生涂鸦水平，但是别人喜欢，我就说那好吧。下午我再看会儿书，查些感兴趣的东西，直到晚上睡觉前，找部经典的电影看看。

我成了一个“宅男”，哪里也不去，十分恐惧时间的流逝。

今天聊了这么久，想必你会觉得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身上带着些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总想为社会做点什么，我希望在网络上传播一些好的东西，又想把自身的伤痕剖析给别人看。

对于未来，我几乎认（命）了，没什么规划，也没有什么期望，或许因为年龄，有句骗人的话，“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在我看来这是句心灵鸡汤，只能用来安慰自己。好在我心态比较平。就好像杜甫那样，仕途不顺，永远没办法放弃自己的理想，又注定无法实现，余下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疗伤的过程。

他期待的是留下作为政治家的价值。没想到他留下的价值是一套《杜工部诗集》。这原来是他发牢骚和用以疗伤的手段，最后却成了绝唱。你说这是悲哀吧？对，这就是人生的悲哀。

还有人把我比喻成堂吉诃德，一般人看他可能是个傻子。读过书的人会觉得他是位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幻想自己是骑士，但在那个时代骑士退出了历史舞台，他却以骑士的精神要求自己，说的实际上是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悲哀。就好像士大夫的时代过去了，你却用士大夫的精神要求自己，那必然是会碰壁的。

对于我而言，我55岁了，大半生已经结束了，美好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样本，很多案例的价值不在于当事人的命运有没有被改变，而是后人能否吸取教训，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此处指因为“和别人不同”而被看作精神病人的经历）。

当然，像我这种情况可能也不太多。我这半生，一没考上想读的大学，二是选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这些选择一连串地导致我走到了今天。

从前我认为自己最坏的可能，是到了 50 多岁，一直是很平庸的小公务员。

我曾经这样想过，还很担心如果被同事发现了（翻垃圾的习惯）怎么办？如果他们知道了或许就会看不起我。当时的担心止步于此。打死我也想不到，我会付出20多年青春作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