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带有原始部落军事民主特点。清军入关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扩大，极大限制了皇权。为此，康熙帝设南书房对其进行有效抵制，雍正年间又设立军机处，独揽军国大事，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到了乾隆年间，终被取消。

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初，其中央机构的核心仍是以关外旧制为主，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直接地管理皇族事务和服务皇帝。

也在明朝旧制的基础之上又增设一些符合满清统治者“口味”及“特色”的行政机构，使清王朝中央机构的设置逐渐趋于完善。

作为清代前期最重要的辅助机制之一，“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太宗、世祖乃至圣祖时期可以说是是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纵观历史，从清王朝在偏于一隅的山海关外创立伊始，到满清统治者成功入关并定鼎中原，再到“康熙盛世”大门的顺利开启均不难捕捉到它的身影。举

个最明显的例子：尽管自康熙继位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被重视程度迅速下降，但每逢国家内忧外患或权力授受之际，它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被以第一决策机构的身份重新呈现在上层统治者面前。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得益于它的存在，处于“崛起”阶段的清朝中央行政机构这台“大机器”才能够更加平稳而又行之有效地运转起来。

除此以外，它所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间接地反映出清王朝前期内部政权的发展状况。

看完以上这段简短的文字后，相信位于屏幕前的读者您一定渴望了解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重要辅政体制在当时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隐藏在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那么，接下来笔者就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带领大家探究并学习一番关于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时代特点以及历史缺憾。

01、从宏观角度来看“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发展史

自公元1637年（清崇德二年）被正式创建，直至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被彻底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古老的辅政机制在清代可谓是整整运行了155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史乘上明文标定“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在崇德二年被真正确立为清朝中央辅政机关的。

但这一机制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实际上就已经存在过与之相对应的雏形，史料《清史稿·刑法志》当中的一段相关记载便是最好的佐证：

太祖始创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扎尔固齐十人，号为理事十大臣。

由此可见，“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创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直接追溯至努尔哈赤时期，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它存在的历史绝对是远远超过了官方所记载的155年。

努尔哈赤画像

当然，就整个“议政王大臣会议”本身的权益大小而言，其实随着历史的进一步推移也大致呈现出了一个逐步递减的。

除此以外，据史料《清圣祖实录》记载，自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七月，交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事仅26件。

其中：典礼5件，官员选调、惩处15件，其他6件，无一件事关乎军政要务。这也间接表明了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由重至轻的演变过程。

历史步入康熙朝以后，尽管“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辅政机制重新被启用，但前车之鉴犹在，因此这一阶段参与议政的大臣们的权力必然会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制衡这一机制而又不彻底裁撤它，康熙帝还实施了诸如组建南书房和重用内阁大臣等一系列提升皇权的措施，乃至后来出身于宗室的议政亲王均不再享有参与议政的权益。

“议政王大臣会议”向“议政大臣会议”逐步演变。到了雍乾隆年间，“军机处”以及“朱批密折”制度的创立更加阐释了皇权至上的治国理念，“议政王大臣会议”也随之沦为了一些不直接当权的权贵宗族们的挂靠之所。

公元1791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皇帝正式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名，至此“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古老的议会制度终于完成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02、“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利弊性分析

如前所述，尽管“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在清代前期做出过不可小觑的贡献，但它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也是不可忽略的。正如康熙八年八月上谕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