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恩·鲁哈伊尔（1895年3月23日-1985年9月13日），美国作家、现代主义作曲家、画家、人本主义占星家，现代占星先驱。

本文节选自鲁哈伊尔另一版《十二宫》文献的前言部分，这一版于1972年发行，前言部分将根据具体内容分章节发布。

鲁哈伊尔：占星发展史

大多数占星师认同这个占星概念：占星是地球视角的天体位置与人类意识的具体事件、心理、集体、社会变化之间可建立的关联性。天体运动，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周期可测性的。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宇宙是个有秩序的整体，尽管这秩序还看不出那么具体，毕竟我们扎根在大地生活，卷入地面活动并因此产生情感反应，而无法感受到宇宙的宏大图景。但在我们思考那些相距甚远的天体活动时，却可以感受到天体在天空背景中勾勒出的庄严韵律：太阳、月亮、星辰的升落，新月和满月，行星的合相以及其他周期性现象。因此，占星通过将人类在世俗环境中看似不可预测和偶然的经历，与天体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周期可测变化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进而给了人类一种超验性质的安全感。

人类可以多角度呼应和解读这个认识：地球周围发生的宇宙动态与人类生活的内外变化之间，可以建立明确且相对可靠的关联。显然，这种呼应和解读的具体状况，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所处的进化阶段，具体表现为感官感知天空动态的能力、意识能力、心灵机能、智力、测量和解读的物理、文化工具的发展。这一切体现在社会、宗教和文化环境中，也是这些环境为观星者提供特定的语言、基本信念和社会生活方式。

将占星本身与占星师所处的社会文化条件割裂是毫无意义的，任何系统性的概念都必须根据行动、感知、思考生活所在的条件——包括个人、社会、地理环境——来理解。行动或思想的“真相”，或更确切地说，行动或思想的有效性，只能通过关联到更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甚至更深层关联到人类（至少是部分人类群体）进化的特定阶段才可以确定。

因为这一点常被忽视，或被扭曲——以当下人类意识状态去投射古人和其他种族的思想与情感——才导致了今日的诸多困惑。占星尤其容易成为困惑滋生、教条蔓延的温床，无论这些困惑、教条是以所谓的科学分析、神秘学文献出现，还是以灵性直觉或通灵信息的形式呈现。很多复杂理论和令人费解的解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占星一直被视为割裂于时代文化的孤立的东西，认为占星就是使用着古迦勒底时期以来从未改变、还据称现在仍然有效的神秘术语的“神秘学”。但这种术语显然未能充分考量过去的漫长世纪中，人类意识、人对自己和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已经在认知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所以当下对占星的兴趣浪潮正遭遇各种障碍，还以含混的方式流入各种渠道。很多时候，这意味着失去了占星的基本功能：即为人类带来秩序感、和谐感和生活的节奏感——并且非常重要的是：占星服务的对象不是古埃及或古中国的古人，而是具有当代情感、精神和社会问题的现代人。

上古时代的地域中心占星

公元前六世纪“上古时代”结束——当时佛陀在印度生活和传教，毕达哥拉斯活跃于希腊世界——在此之前，“上古时代”的人类意识（可能除了极少数例外）根本上是以地域为中心的，是一小群一小群的人类群体，他们的生活、感受和思考都围绕着我们称之为“部落”的价值观。

当时的部落群体是人类整体的基本构成，部落对赖以生存的那一片大地的依赖就像胚胎对子宫的依赖，部落生活是整体的有机生活，每个成员都是完全融入有机整体的细胞，部落中的每个人都在精神上受群体生活方式、文化、信仰和象征的支配，不能违抗部落禁忌。人类在这个进化阶段，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而构成各种群体文化、信仰基础的所有价值观，都是特定地理、气候条件下特定人种的表达。部落会面向过去寻找共同的祖先，或带来过启发性知识和精神凝聚力的神圣君主（即便不是事实上的君主），将其视为群体象征。

在人类进化的这个阶段，占星也以地域为中心，并非以地球为视角（即后来才有的地心说）。每个部落村庄都有个中心点，这个位置被视为世界中心，或通往世界中心的秘密道路的入口。我们今天所说的地平线，则是当时生活的边界。地平线之上的天是伟大创造之神的居所，地平线以下的黑暗区域是神秘的冥界，太阳每晚退到那里以重新积蓄力量，再次为人类生活的那一块平面世界带来光明。当然，极少数祭司或通灵者可能意识到了地球是围绕太阳公转的球体，但即便上古时代存在过这类只作为启蒙仪式的、口口相传的秘密传统，它显然也没影响到当时的占星。

对于原始的部落人，占星是原始宗教象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预测周期性自然事件的手段，这些事件影响着群体生活，特别是农业活动、牲畜交配，当时的生活条件下，人类意识聚焦于土地和整体有机体部落的整体福祉，占星也非常简单，基本上只是所有天体——“恒星”、“日月双光”——的升起、到达头顶的中天位置和落下。

人们很容易区分出两类星星，大部分星星升起和落下时彼此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也就是说，这些光点在天空中运转时形成的图案是“固定的”。相对而言，还有些天体则各自独立移动，有时甚至看起来逆行，它们被称为“漫游者”，即行星（planet）一词的原始含义，而经过训练的观星者可以看到，有些行星是小圆盘，不是一个光点，因此认为，行星和恒星是截然不同的天体，人们注意到行星会周期性相合，并绘制它们的运动轨迹，以便进行测量并预测合相的发生。

以什么为背景来绘制？ 显而易见的背景或说参照系，是恒星构成的看似永久的图案。但到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上古时代的人类看来，恒星不是固定的，他们看到恒星也会升起和落下，唯一真正固定的是目力所及的“地平线”，但在亚热带和沙漠夜空的清晰的黑暗背景上，恒星构成的整体几何图案看似“永恒”不变。所以只要将这些图案细分，方便测量，就可以作为参照系了。

为理解星座的概念如何产生，以及它的象征形式，我们只需认识到，所有部落都使用图腾。这些图腾与部落的氏族相关，这些氏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部落这个整体有机体内的功能器官。图腾通常是动物，氏族成员认为自己与这些动物有着特别的联系。当然，图腾也可以是植物等任何在自然中可以观察到的物体。

上古时代的人类试图为部落赋予更明确的形态和持久性，努力根据功能性的有机秩序的原则塑造部落。他们感知到宇宙是个有机整体，由两种极化的宇宙生命力驱动。这种力量在占星中由日月双光象征，在古中国哲学中则由蕴藏在万有的阴阳象征，天与地在理想上被视为两种对立的极性：天是创造性的、神圣的，地是接受性的、丰饶的，但地上充满需要被整合和驯化的野蛮能量——“驯化”（domesticated）的词源domus，意思是“家”。

智者——古中国大约称为“天仙”——立于两极之间兼具天地属性，他们的任务是将天的创造秩序刻印在大地的自然中，并根据天的韵律和原理来组织部落生活。某些情况下，也存在相反过程：人类将部落图腾投上天空，强调氏族感受到的、与特定天体间的紧密联系，这时的星座便以各种部落的图腾命名，后来还有过“天人”的象征，以人的器官对应星座。这种认知方式曾经在希腊盛行，那里的英雄在死后被投向天空，星座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后来在中世纪欧洲，炼金术和神秘学群体将天空称为“天然自然”（Natura naturans），将大地自然称为“造化自然”（Natura naturata）——即象征创造与接受的两个极性。

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季节因素不像欧洲北部那么明显，但尼罗河泛滥标志着年度周期最关键的时刻，那片区域的占星师也是观星者，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黄道是参考天空的星座设定的。我要再次强调，那时的占星以地域为中心，不是以地球为中心。那时没有任何占星师会关注北极或南半球。涉及这部分的烦人问题，直到人类知道了地球是个球，和所有行星一起围绕太阳公转这个事实，才开始出现——即西方人开始旅行并看到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天空时。

到人类进化的这个阶段，上古的占星就算没有完全过时，至少也充斥着陈旧概念和古老认知，许多情况下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可同时，许多长期观测和记录的天象与地球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仍然有效，而这种有效性被带入人类已经进化出的全新现实。以日心体系思考并可以全球旅行的人，在意识上已经很大程度地摆脱了对特定地理位置的强制依赖，社会也不再是地方性的或部落式的运作，人类已经从部落中解放出来，也是被连根拔起，人类开始了“个性化”。就算那时的一些人事实上仍然受到地域限制，但理论上，以及通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普世宗教的新视角，他们都将自己视为“个体”了，也已经被人类整体视为“个人”。

如果占星无法考虑这些历史、精神、智力和社会文化事实，导致对基本的现实条件视而不见，那么使用过时术语和概念导致的占星理论混乱将始终持续下去，占星将始终得不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