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士族门阀势力的崛起已然初见端倪。在桓帝、灵帝时期，门阀几乎垄断了察举制，这一现象在当时政治体系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东汉顺帝时规定举孝廉的年龄必须满40岁，不到三四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世家对制度的腐蚀，这一规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曹操举孝廉时甚至未满20岁，凸显了世家大族对制度的过度影响。对世家大族的问题，曹魏、蜀汉、东吴在建立之初就需要他们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制衡。士族这一存在就如同财阀，历朝历代都难以彻底消除。

此外，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并非完全是曹氏向门阀的妥协。在当时，地方豪强掌握了地方选人的权力，而中正制的实施将选官权力重新集中在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九品中正制的设计理念延续了曹操“唯才是举”的原则，为底层寒门士人提供了参与官僚体系的机会。然而，九品中正制的初衷虽好，却并非察举制的升级，而是在制度上走向了另一方向。相较而言，察举制虽博而不严，九品中正制则偏向专而不精。西晋前期兴起的反对九品法的风潮表明，九品中正制带来的问题比察举制更为严重。一些人士甚至认为，九品法实际上是台阁选举，只是徒塞耳目而已，对解决制度闭塞并没有实际效果。

九品法的施行并没有改变地方官吏的权利，地方官吏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选用吏员，保持着原有的权力。无论是察举还是九品，只要进入郎选，最终都是台阁选举，并非地方私授。九品法抢夺了话语权，但实际上加剧了制度的闭塞，与解决问题的初衷背道而驰。历史局限性使得察举制所显现的弊病并非制度问题，而是施行的问题。然而，九品法的施行同样问题重重，制度上和察举制各有所长，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都偏离了轨道，九品法的偏离速度更甚。

曹操最初推行的九品法，强调的是以论人才优劣为原则，而非考虑世族的高卑。唯才是举一直是人才选拔的原则，但缺乏具体方案将是无实际意义的。九品中正制则成为了具体方案，方便地进行人才选拔，为底层寒门士人提供了一定的机会。然而，九品中正制的选人方式中考察家世，即薄世一条，对于世族的确立具有明显的影响。这一条规定要求被考察者的先辈必须有做官的经历，以确立士族在政治中的地位。与此不同，九品官人法的未确立，袁门四世三公虽然声望巨大，却无法直接转化为政治优势。

曹家和司马家在篡位的过程中，天下士林普遍认同汉朝的天命，察举制也是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的一种平衡。四百年来，刘姓皇族和士族达成了权力分配的默契。曹家和司马家为篡位，需要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此时，信息效率已经不再是问题，被选举的人必须服从最高统治者和主选官的意愿，这已经足够。魏晋时期选举制度的变化并非太放任贵族，而是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核心政治集团对权力滥用的结果。